水流云在

圣人不在了


随着被尊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的去世,世上具有卓越影响力的“建国一代”领袖更显凋零,唯有古巴的卡斯特罗还在享受着盛名和尊荣之下的寂寞。世界政治舞台告别了众星璀璨的璀璨黄金岁月,越来越显得乏味平淡。

而圣人的时代结束后 ,大众要要向何处去?

想起2013年去世的曼德拉的葬礼,政要云集、盛况空前,可以预见李光耀先生的身后事并不会寂寞。然而作为一个早已被写进历史的人物,享有漫长的高寿是极其痛苦的。因为身居高位,对他物一无可求,虽然活在当下,却早被当作历史,进而成为偶像乃至图腾,一言一语,总由不得自己诠释。我读叶剑英身边人所著回忆录,提到叶帅晚年常常独自久坐流泪,回望当年金戈铁马。创业者成事之难,却难以与后生小子名状,心想孤独之深莫过于此。

身为国父,进而无所取于天下,退则不容于庙堂。李光耀先生对这份孤独想必能够感同身受。英年早逝如汉代霍去病,短短24年,潇洒酣畅,是“天纵其才”,也是“天夺其寿”,真叫做不可一世。而作为高龄的建国元勋,无论怎么追赶,也难以摆脱与新时代的尴尬。

不过作为领袖,李光耀又是幸运的。曼德拉虽然誉满天下,然而新南非的经济停滞、犯罪率高发饱受诟病;圣雄甘地在世时能以个人威望协调各派纠纷,可管不了死后洪水滔天;古巴的卡斯特罗,极富个人魅力,却不容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唯有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具备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以欧洲和美国的标准论,由李光耀加以改造的新加坡模式注重政府权威,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西方式国家,但李光耀能得到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尊重。个中缘由,除了国际利益考量之外,应该就是因为李氏执政使新加坡保持了一种可贵的常态。

   政治和经济都需要常态,使普通人有章可循。在一个具备常态化社会制度的国家里,普通人一辈子循规蹈矩地工作,不违背社会普遍规则,就能得到最基本的有保障的生活。当年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周文王死了,就一股脑将文脉传承扛到自己肩上,实在辛苦,所幸今天已不需要将这么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里需要引领群众的旗手,但不再需要独自支撑天平的大力士。

已故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是一名作家,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他来从政,就是要建立人民对生活的信念,让政治也成为一种普通的社会生活。

李光耀最大的创新在于在于他将精神和道德融入了国家政治的肌理,这个被反对者称为“李加坡”的城市国家是一个既有议会制特点、又具备深厚儒家血统的地方,“清廉自守”是议会制国家对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更是儒家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新加坡有“全球最清廉国家”之称得益于近乎苛刻的法律,例如在现代文明看来野蛮残酷的鞭刑。同时,世界上少有一个政府像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为如此重要的执政理念,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第一届大选组织政府时,内阁成员就一律穿统一白色装宣誓就职。这套白装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党服,在重大集会和节日,行动党都穿它。表明这个党以廉政为最重要的价值。

一般来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不仅新加坡,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四个经济体的腾飞恰恰得益于威权主义体制。当时除了香港以外的另三个地区都处于强人统治之下,根本不属于今天美国价值观中的“民主国家”,新加坡式的清廉基于以政府授予的强权去制衡行政所产生的另一种强权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证明了行政体系自身也完全有可能实现内部的自我调节,所以一些人也大可不必汲汲于制度结构的不同,唱衰今天中国反腐的成果。

    今天的这个时代,西方国家只生产奥巴马式的政治明星,很难再出现曼德拉、甘地、甚至李光耀式的全民领袖,伴随着娱乐工业化、政治娱乐化,我们看到的会是与传媒、娱乐文化深度结合的政治,政治也常常成为群体性的宣泄和狂欢。但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古希腊酒神英雄的时代。政治的娱乐化不会影响权力的正常运转,一个强力人物的去世,不会破坏社会的平衡,也无损于经济的发展。一个工匠去世了,留下能够脱离他运转自如的机器,这个工匠就值得人们投以满满的敬意。

    追忆起邓小平去世时,外国各大媒体齐聚北京争相等待爆炸性新闻,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平静如昨,这就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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