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

吹牛家

吹牛皮运动风靡中外,诚是劳动人民茶余饭后喜闻乐见的一项文娱活动。生活中没吃过牛肉的人多,没见过牛皮的人则约可以说没有。作者虽然缺乏一点人生的经验,但牛皮艺术家还是欣赏过几个的,所以姑妄言之,以飨读者。牛皮吹起来门槛低,见效快,通俗易懂,简单易学,老少咸宜,不受时间、地点、物质条件限制,一个人吹起来开心,两个人吹起来热闹,故而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它的起源时间虽然不可考证,但依据劳动人民的智识发展程度,最早的出现时间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真正迎来大发展的时期应该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后,光“牛”这个字眼就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牛皮吹出的是艺术家的人格魅力和综合实力,而“牛”恰恰是农耕文明中生产力水平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英国吹牛爱好者们将类似的举动称为“talk horse”,反映的就是另一种文化了。吹牛还有另一种文雅的说法,叫做“吹法螺”,本是佛家词汇,意味法螺不吹就不响,会吹的和尚好念经,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可惜曲高和寡,这种文雅的吹牛方式我还不曾在电视之机外见识。江苏苏州一带的方言中,吹牛和聊天可以表示同一个意思,我所见过的一位苏中高士就曾将“抽烟、泡澡、吹牛B”引为人生一大乐事,他们早已吹到生活里去了。吹牛的等级大概有几个阶段,学徒级别的吹牛叫放牛娃,初出牛犊的叫牛郎,能够端着搪瓷杯和人家扯一下午牛皮的可以叫做斗牛士。两人一起吹,美其名曰:“斗牛”。不过一个人吹不打紧,和同行一起吹就要当心露陷,张岱《夜航船》说一僧人与士子同船夜宿,士子高谈阔论,吓得僧人拳足,谁知吹久了露出破绽,僧人道:“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吹破了的牛皮自然就落了下风,所以现在专业吹牛皮的人多了心眼,学会了找人捧哏,比如美国的那个主持人,吹起来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至于吹得天昏地暗,到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程度可以算是牛魔王。殿堂级别的牛魔王成长不易,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被戳穿当中磨砺,吹而不舍。一但神功已成,靠一张嘴就能横行天下,化坎坷为烟霞,这种英雄豪杰值得青史做传,这里就不方便吹了。今天我们常把“拍马屁、吹牛皮”视作民间艺术殿堂的泰山北斗。其实马屁艺术不过是吹牛皮的亚种,这二者艺术加工的模式大致相同,都是通过夸张的表现形式达到迷惑受众的效果,不过是受众群体有所不同,拍马屁自下而上,是一种语言上的贿赂,而吹牛皮则不受此限制:老板给下属开空头支票可吹,霸道总裁调戏小师妹可吹,有德长者循循然善诱人也不外乎吹。吹牛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肌理,是一个人奋斗不竭的力量源泉。在这个星球上,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好在优越感是可以自我营造,人生在世不称意,不如吹牛乐一回。面对着一帮不知底细的听众,畅谈自己早该淘汰的奥迪A8和全新的路虎揽胜,不知不觉就成了人群的焦点,甚至听众也会觉得与有荣焉,仿佛自己认识了这样了不起的大老爷也就立马姓了赵,颇可以陶醉一番,便有了指点天下窨井盖的勇气。不过既然你能吹,那我也毫不示弱,吹起牛来反正不必上税,徜徉在牛皮的世界里,你和首富之子近乎一个身价,敲击键盘的双手也高兴得不禁颤抖起来。这样看来,牛皮艺术的精神里又深深体现着平权思想的熠熠之光,值得欢呼雀跃。而由吹牛皮发展到吹牛B,表面看是下流了,其实它通过引发人们对生殖器的联想,抛出了哲学意味浓厚的三个问题:“我是谁(吹啥嘞)”、“从哪来(从哪吹)”、“到哪去(吹到哪)”。牛皮艺术家通过牛皮进行对生命本源的自我解构,完成了将牛皮语言形而上的过程,实现了吹牛艺术化的美学使命,“牛B”在成为一个社会流行词汇的过程中成为了一种美的范式。英国社会学者肖·比利在1967年创造性地归纳出了吹牛三要素:想象力、夸张性和厚脸皮。使吹牛这项艺术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使吹牛变得更有据可循。这理论影响深远,现在也常常被运用于新闻发布会、论文写作等诸多领域。最后。大道至简,大巧不工。吹牛之道,在于不虚。我们从来不执着于“西方哪一个国家我没去过”这句话里有多少水分,是因为我们相信高高的裤腰下蕴藏着数不尽的人生经验,就像莎士比亚说:一把合适的椅子是能撑起一张好牛皮的。英国一年一度的世界吹牛大赛是牛皮艺术界的一大盛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吹牛大王齐聚于此,但令人遗憾的是会场上至今还没有升起过五星红旗。当然,东方的睡狮不会让全世界等他太久的。今天就吹到这里,好的谢谢大家。

来源:水流云在

夜雨如何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确话巴山夜雨时。”

莫说归程,就是这封情意绵绵、满是相思之苦的短诗,也未必能在那个深秋时节送达长安。李商隐生活的时期,交通已十分发达,四川到长安所走的蜀道是唐王朝“十二五计划”建设的重点工程,虽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沿途驿站林立,官民人等能够来往通畅。历经月余的奔波,小公务员李商隐的家书总算能顺利交给长安苦苦期盼的良人。

而配送给杨贵妃的荔枝,通过一条与蜀道相邻的荔枝道直抵长安。帝王表达浪漫的方式,有时候与诗人异曲同工。如果说酸溜溜的李商隐只能通过平邮寄出家书的话,为杨贵妃服务的皇家邮差则是如今生鲜电商的鼻祖。严耕望先生曾在《唐代交通图考》的《天宝荔枝道》一文中考证:“涪州既为天宝贡荔枝之主要产地,其由涪州驿运荔枝至长安之路线,越巴山山脉,至天宝间之洋州治所西乡县,又东北取子午谷路越大秦岭。入子午谷,约六百三十里至长安。”正是通过这条路,驿使们把采摘下的荔枝带叶密封于竹筒中保鲜——防止途中挤压和偷拆,然后装笼上马。二十里一换人,六十里一换马,送到京城只要7天7夜,完全支持杨贵妃开箱验货,无理由退换。伴着达达的马蹄,妃子的感情早已悄悄发酵,然而荔枝竟还新鲜,其精湛的服务、科学的时间控制与今天的快递也差可比拟。

    但同时代最著名的物流团队还属玄奘法师的取经团队,不仅创新性的开辟了长安经西域到印度的漫长邮线,还让长安城的万千少女知道了什么叫做“海淘”,什么叫做“代购”。这一影响传承几代败家娘们儿,经久不衰。

    由是可见,古代物流的作用一点不比今天小。其重要性的表现体现在地名上,至今还留有因邮而闻名的城市,苏中小城高邮市又被称为“秦邮古城”,就是源于秦代天子在此筑高台、置邮亭的往事。至于其因为汪曾祺所描述的一只鸭蛋而名震中学语文教育界,则是后话了。

同城速达的特色服务也是古已有之,行业发展到宋代,服务质量达到登峰造极,《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府内的大小酒肆,各有几名跑腿的小厮听凭顾客差遣,无论是瓜果小食还是市井杂货,片刻即得。行业的兴盛带动了从业者素质的大幅度提升,《水浒》中的神行太保戴宗,一双甲马纵横天下,俨然是当时快递界的明星。

到了明清之际,官办的快递公司与民间的物流企业并存的体系渐渐形成。前者是自隋唐就有的驿站,后者被称为镖局,因为武侠小说而广为人知。镖局至今仍在电影电视圈发挥余热,而驿站则为明王朝自己培养了掘墓人。一个叫李自成的驿站职工因为工资问题失去了工作岗位。而他的失业又引发了一连串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戴宗和李自成这两位著名的快递员都最终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由是观之,建设安定团结的快递员队伍至关重要。题外话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在任何朝代都不是一个小问题。

千山万水、坎坷路途,都没有阻碍古代物资的八方流通,邮件和包裹常常能以各种意外的形式出现在收件人的身边。在那段信息闭塞、物资匮乏的时间里,邮件或许代表着更丰富的生活资料,或许代表着外部世界的新鲜见闻,但更代表着着家人的一纸平安。旅途的羁绊,只在情人盈盈一握之间,只在“行人临发又开封”的辛酸泪水里烟消云散。三月烽火里焦急等信的杜甫,也许就像中学时早早就备齐了邮票等着女友回信的你。

当然了,无论贴多少张邮票,也寄不出李义山的情怀了。

 

圣人不在了


随着被尊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的去世,世上具有卓越影响力的“建国一代”领袖更显凋零,唯有古巴的卡斯特罗还在享受着盛名和尊荣之下的寂寞。世界政治舞台告别了众星璀璨的璀璨黄金岁月,越来越显得乏味平淡。

而圣人的时代结束后 ,大众要要向何处去?

想起2013年去世的曼德拉的葬礼,政要云集、盛况空前,可以预见李光耀先生的身后事并不会寂寞。然而作为一个早已被写进历史的人物,享有漫长的高寿是极其痛苦的。因为身居高位,对他物一无可求,虽然活在当下,却早被当作历史,进而成为偶像乃至图腾,一言一语,总由不得自己诠释。我读叶剑英身边人所著回忆录,提到叶帅晚年常常独自久坐流泪,回望当年金戈铁马。创业者成事之难,却难以与后生小子名状,心想孤独之深莫过于此。

身为国父,进而无所取于天下,退则不容于庙堂。李光耀先生对这份孤独想必能够感同身受。英年早逝如汉代霍去病,短短24年,潇洒酣畅,是“天纵其才”,也是“天夺其寿”,真叫做不可一世。而作为高龄的建国元勋,无论怎么追赶,也难以摆脱与新时代的尴尬。

不过作为领袖,李光耀又是幸运的。曼德拉虽然誉满天下,然而新南非的经济停滞、犯罪率高发饱受诟病;圣雄甘地在世时能以个人威望协调各派纠纷,可管不了死后洪水滔天;古巴的卡斯特罗,极富个人魅力,却不容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唯有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具备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以欧洲和美国的标准论,由李光耀加以改造的新加坡模式注重政府权威,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西方式国家,但李光耀能得到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尊重。个中缘由,除了国际利益考量之外,应该就是因为李氏执政使新加坡保持了一种可贵的常态。

   政治和经济都需要常态,使普通人有章可循。在一个具备常态化社会制度的国家里,普通人一辈子循规蹈矩地工作,不违背社会普遍规则,就能得到最基本的有保障的生活。当年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周文王死了,就一股脑将文脉传承扛到自己肩上,实在辛苦,所幸今天已不需要将这么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里需要引领群众的旗手,但不再需要独自支撑天平的大力士。

已故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是一名作家,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他来从政,就是要建立人民对生活的信念,让政治也成为一种普通的社会生活。

李光耀最大的创新在于在于他将精神和道德融入了国家政治的肌理,这个被反对者称为“李加坡”的城市国家是一个既有议会制特点、又具备深厚儒家血统的地方,“清廉自守”是议会制国家对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更是儒家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新加坡有“全球最清廉国家”之称得益于近乎苛刻的法律,例如在现代文明看来野蛮残酷的鞭刑。同时,世界上少有一个政府像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为如此重要的执政理念,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第一届大选组织政府时,内阁成员就一律穿统一白色装宣誓就职。这套白装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党服,在重大集会和节日,行动党都穿它。表明这个党以廉政为最重要的价值。

一般来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不仅新加坡,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四个经济体的腾飞恰恰得益于威权主义体制。当时除了香港以外的另三个地区都处于强人统治之下,根本不属于今天美国价值观中的“民主国家”,新加坡式的清廉基于以政府授予的强权去制衡行政所产生的另一种强权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证明了行政体系自身也完全有可能实现内部的自我调节,所以一些人也大可不必汲汲于制度结构的不同,唱衰今天中国反腐的成果。

    今天的这个时代,西方国家只生产奥巴马式的政治明星,很难再出现曼德拉、甘地、甚至李光耀式的全民领袖,伴随着娱乐工业化、政治娱乐化,我们看到的会是与传媒、娱乐文化深度结合的政治,政治也常常成为群体性的宣泄和狂欢。但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古希腊酒神英雄的时代。政治的娱乐化不会影响权力的正常运转,一个强力人物的去世,不会破坏社会的平衡,也无损于经济的发展。一个工匠去世了,留下能够脱离他运转自如的机器,这个工匠就值得人们投以满满的敬意。

    追忆起邓小平去世时,外国各大媒体齐聚北京争相等待爆炸性新闻,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平静如昨,这就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肯定。